[53]参见《三定规定制定和实施办法》（202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202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第4条、第5条、第22条。
[5]虽然诸多法律规范对行政举报作出了明确规定，不过目前我国欠缺统一的《举报法》，行政举报类规范体系的内在协调与位阶融贯还有待加强。这一条款引起的法律效果往往是运用特别权力关系加以解决，而非其他渠道。
[8] 参见章志远：《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之法理基础》，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立基于表达自由的宪制理念，举报人能够与行政机关就违法行为的规制搭建沟通渠道。[39]这种观点依照公共利益理论去论证行政举报的宪法依据。表达自由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媒介进行传播，而行政举报即是公开表达自由的承载渠道，全面具备了汇聚民智的手段价值。显然，《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监督权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性，凸显了公民与公权力之间的政治关系。
[57] 参见于文豪：《五四宪法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29页。比如，针对职业举报人可能的权利滥用，应结合言论自由条款及相关法律条文进行界定。[7]之所以后来保留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笔者以为，中国共产党当初革命获得农民支持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分田地给农民，如果革命成功后再把土地收归国有势必引起农民不满，但其意识形态又不允许土地私有化，加以又受到原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因而借鉴并采取了模糊土地国有和私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概念。
[12] 参见张千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第186页。这在1982年宪法修改讨论时可见一斑。这也是我国现有土地制度之所以存在至今的理由所在。[34]唯有从法律上确认了宅基地和商品房的土地权益落实到个人，才能真正意义上实行包括协议征购前置程序、征收对象认定、公共利益界定、公平补偿等征收制度，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征收目前面临的困境。
[24] 陈小君：《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19-20页。该制度最早源于存在土地私有现象的英国。
比如美国许多州设立了土地发展权转移银行。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法律意义上的征收制度，也只是这几年法治化要求开始出现的征收概念。（二）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如前所述，如果回顾一下1982年宪法修订讨论即知，虽然当时讨论过程中，也有人主张宅基地归私人所有，[27]但以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来看，土地国家所有是普遍共识。三是有助于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短缺、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等问题。
至于这种规定是否有损农民利益，同样也是深层次的土地所有制和国家法治化水平等问题，而不是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城市就能解决。所有权本身就存在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形，这在土地公有制的中国非常典型。[5]因此，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以及其后的文革运动，便通过动员私人主动上交、没收、征购、征收等方式逐步对城市私有房地产进行国有化改造了。对此，1995年颁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28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土地公有制之前，通过购买房屋或土地及租赁土地方式使用私有的土地，土地转为国有后迄今仍继续使用，可确定现使用者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否国有化条款？ 有人将宪法第10条理解为国有化条款，并以此视角解读宪法第10条，通过实体和程序等方面质疑其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至于这一时期国有化运动是否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有无遵循程序要求、有无合理补偿、有无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等，不能以今日之法治精神衡量，只能基于当时的人治体制环境理解。
[1]有学者表达了类似看法，认为1982年宪法竟然在一夜之间静悄悄地将全部城市土地国有化，而各国经验表明，国有化只有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才会实行。而这必须要回应集体所有权及其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
这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如此。笔者以为，目前还不宜完全用国外的私人土地基础上的征收制度来衡量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如果回避了上述问题，单纯去讨论宪法第10条就没有多大意义，也不能解释并回应我国改革中的现实土地问题。[25] 卞耀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对此，不能单纯从历史上或国际上存在土地私有现象或国际惯例加以判断是非，更不能退回到过去传统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情形，而应当基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及其所有权社会化发展趋势，立足于当下国情及其历史惯性，寻求较为稳妥、代价较小的改革路径。之所以如此，土地公有制乃是当时普遍共识。
至于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如公共利益界定、征收补偿等问题也并非是法律规定问题，而是深层次的土地所有制和国家法治化水平等问题。1982年宪法修改讨论时，荣毅仁、方毅、钱昌照、胡子婴等人都主张土地国有，废除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只有土地使用权。
其二，在现实土地公有制和国家法治化水平情况下，城市的土地可以包括集体所有并无多大意义。虽然囿于土地所有制而这规定多具有象征意义，但毕竟是一大进步。
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此项改革进一步深化需要具备如下前提条件：一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以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程度。[12]很显然，通过这种方式解释所有权来回应问题是不妥的。比如能否完全确保集体所有土地直接入市流转的决定权和收益权归属农民呢？而且在实践中，相比较而言，城中村等情形下的农民通过土地征收获得的收益要比集体所有土地直接入城要相对实惠。当然，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惯性，为了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应当采取稳妥、慎重、渐进的做法。
这也注定了集体所有权是一个主体模糊的制度设计，这也是其最大的缺陷所在作者简介：李凌云，法学博士，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讲师。
因而，公民向行政机关举报其他公民违法行为的权源，不是来自作为宪法权利的公民监督权的具体化适用，而是人民主权理论在公共事务上的实际应用，是举报人等私主体对其他私主体的主权属性。李凌云：《行政诉讼中投诉人与举报人的原告资格之区分》，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35]不管是从何种理论侧面叙述表达自由，它都关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影响比较深远。[19]这类观点不囿于上文各项宪法依据凸显的监督因素，而且还从言论自由这一独特视角进行论证。
[48] 参见许玉镇、赵忠学：《我国食品投诉举报中公众参与的价值与现实回应——基于长春市2015-2017年投诉举报数据的实证分析》，载《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6期，第67页。申言之，这是一种政治权利的延伸，当公民让渡部分权利给国家之后由宪法赋予其享有的根本权利。如日本宪法学者芦部信喜认为，表达自由价值是由自我实现与民主政治这两方面的内容来支撑。民主不仅表征了一种价值理念，而且还表明公民对于公共议题的参与。
根据体系解释方法，公民监督权的六项权利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都可纳入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共同表征为公民对公权力实施的监督。概言之，该宪法条文调整的是公民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关系，为促进公权力运行的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宪制渠道。
宪法作为改革的框架秩序，可持续检视不断发展的法律实践。首先有必要探讨这一条款的规范内涵。
[21]可见，这类观点认为《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是行政举报的权源依据。倘若将对其他公民违法行为的行政举报囊括在内，有随意对公民监督权扩张解释之嫌，弹性不免过大。
